土地真的是国家发展唯一的财产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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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真的是国家发展唯一的财产吗?

位于高雄后劲地区的炼油厂即将撤离,当地许多民众对于这件事感到非常开心,毕竟长期生活在炼油厂的可能性危险压力中,加上空气中偶尔的异味,如果可以解除这个生活中不安的因素,生活应该会更美好一点。

《黏土》中叙述了苗栗湾宝地区一九九五到二○一一年来面对政府徵收土地的抗争。其中影一句话相当令人感慨:『今仔日农民的职业,不是种田,遮农民的职业,是抗争。』这是湾宝里村民张木村第十二次北上抗争时的发言。为什幺我们的土地利用会有这幺多问题,需要让这幺多地区的这幺多人抗争?这要回到我们对于建设的看法。

一般来说,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相信国家建设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,大家常听到的凯因斯(John Maynard Keynes, 1st Baron Keynes,-)是位经济学家,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,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景气衰退乃至于经济萧条,也成为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世界性经济萧条时的有效对策,以及构筑起1950年代至1960年代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繁荣期的政策思维。因此非常多的国人总是怀念着十大建设时期美好的经济发展,看到水泥建设就看到了国家在做事,但是国家只要希望用明确的政策来影响经济,随之而来的,就会有两个问题,一是企业可能慷政府之楷,二是很有可能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牺牲特定一群人。

前者可以参考四大基金进场护盘,许多法人跟着政府压宝赚钱,后者能举的例子可就多了,大埔、美丽湾都是相当熟悉的例子。甚至乐生疗养院都是可以沾上边的例子。以乐生为例,有的人会认为,如果政府一开始做好规划与沟通,是不是就可以徵地?我相信有许多人是赞成这样的结论,不过什幺样的规划是好的?这点很有争议,另一个是,为了众人的利益这面大旗,该举到什幺程度?如果这是一个必要的建设,那幺政府该怎幺徵地,或者,政府该怎幺进行建设让民众感到安心?

或许是一个长远且具有明确目标、将人民福祉放在第一位的计画。很多政府政策的问题来自于目标的不明确,或是单方面只评估了获益,刻意避开了减损的资讯。在服贸的拉扯中我们也很常见到这样的状况。稍稍引用政大的教授徐世荣说的:

新一代的土地政策不仅要有其相对自主的治理空间,也应该要重视多元的土地价值,如民主、人权、公平、正义与主观认同等,把它们纳入于土地政策的决策过程之中,透过如此整全的思维来建构新一代的土地政策。(注)

(注)原文发表于「台湾学通讯」,62期,页2-3,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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